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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宋沅君

从儒里赵村,我们仿佛窥见整个乡土中国的命运。

  

2017年3月17日,译林出版社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了格非《望春风》作品研讨会。评论家一致认为,长篇小说《望春风》的出版,是2016年中国文学界的一件大事。从开始在《收获》杂志连载,经历全书出版,到现在一年多时间里,《望春风》从读者和评论界收获了数不清的赞誉。这是一部注定要成为经典的作品,浓缩了一个村庄50年来在时代大潮中的升沉起伏以及近60个人物在其间生存、辗转、湮灭的生命轨迹。

故事讲述了建国前后到21世纪初的江南古村,叙述者“我”(赵伯渝)的故乡——儒里赵村。古时的儒里赵村,是有着显赫历史的一方吉地,居住着“世代簪缨的高门望族”。社会动乱时期,这里依旧自给自足,民风淳朴,波澜不惊。解放后,在土改、反右、大跃进、公社化、文革、上山下乡等历次运动中,儒里赵村凭着深厚的精神文化传统和以血缘恩义为基底的村庄内在秩序,保证了各个家庭风平浪静、各安其命,有惊无险地渡过了这段特殊的社会政治历史时期。文革结束后,乡镇工业发展逐步加快,儒里赵村的土地和灌溉水源被镇上的化工厂、造纸厂污染,不久改革开放,一半村民离开土地,外出谋生,另一半赶着经济发展的大潮,忙着办厂、开店、个体经营。世纪末,儒里赵村被外来资本整个吞并,房屋被推倒,村民们搬到镇上的安置小区,村庄沦为无人问津的废墟。从鸟啾鸡鸣、炊烟冉冉、风景如画的过去,到“为荒草和荆棘掩盖”、“远离市声,惟有死一般的寂静”的现在,“我”回忆中这个消失的村庄,也存在于当下中国好几代人的童年记忆里。建立一个家园、形成一座村庄,需要上百年、若干代人的努力。毁掉一座村庄,往往只需要一代人甚或一瞬,从被侵蚀的精气神,到出逃的人口,直至一个空间意义上的存在完全被拆除,老屋变成了废墟,连凭吊的标属都被铲除殆尽。从儒里赵村,我们仿佛窥见整个乡土中国的命运。

全书的视角是“我”,儒里赵村算命先生的儿子赵伯渝,以“我”对各个人物的片段式记忆,来接续、叠加,表现一个完整的儒里赵村。“我”谜一般地先后失去母亲、父亲,并在岁月的流逝中逐渐窥得事情的真相,一生漂泊、两处奔忙,年过半百时回到已经成为一片野地的故乡,在这里重新过上了仿佛童年时候的生活。在回忆的结尾,“我”交代了自己写作这些回忆中的故事的过程。“我”写作的目的本来是“为了让那些头脑中活生生的人物不会随着故乡的消失而一同湮没无闻”,妻子春琴对“我”创作自由的干涉、“我”与春琴关于真实与虚构的争论,让叙述中的人物、故事及故乡本身不再是纯粹的记录,变成了“我”根据回忆进行的虚构和创作,反而更加贴近了文学的真实。“若不嫌我饶舌啰嗦,我在这里倒可以给各位讲个小故事”,“有一件事,这里也许应当顺便提一下”,“亲爱的读者朋友,我相信……”,等等,前文中不断出现这位讲述者闲话家常式的停顿和提醒,既像是作者格非为全书中混乱的时间线索和零落的叙事片段给出的一种解释,也是强调赵伯渝对回忆的无法把握、不确定性和选择性。这根植于“我”对事物观照的内在逻辑、对命运之手的敏锐觉察,符合一个活在父亲最后的预言和暗示中、终身寻找身世之谜的中年男子身份,是对一个完整的叙述者形象的最终确立。

故乡是怎么死去的?格非并未明确表态。他对如火如荼的政治风潮和社会变革的描写,温和地化入了众多人物的日常生活及命运轨迹之中,不刻意回避冲突,也不刻意表达批判,让这部表面宏大的作品,呈现出一种安静的内在气质。 对格非来说,人与人之间“没有什么大的差别,好人身上也有差的地方,坏人反过来一样”,要“重新理解那些平常的人”,记住他们的声音,这才是最重要的。在“我”的叙述中出现的故乡人物有60个之多,重点讲述的也有20人。作为格非投射在文中的影子,“我”尽力消解这些平常人身上的道德印记,避免一分为二地给他们贴上非黑即白的标签,围绕这些人编织的回忆,构成了一个美丑共生、善恶交融的人情、人性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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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中,父亲之死是导致“我”以后离开儒里赵村的直接原因,奠定了“我”得以远距离、清醒地观照故乡的基础。第二章中,德正延续了“我”生命中父亲的角色,护佑“我”成长为一个诚实、有原则的青年。第三章回忆的是“我”离开以后发生在各个人物身上的故事,以及故乡拆迁的过程。第四章中,“我”在儒里赵村拆迁一年之后的暮春回过一次故乡,这次回乡让“我”陷入了巨大的震惊与哀伤中。故乡是我们最后的乌托邦。一旦直面故乡的死亡,“我”终于明白,作为一个无父无母的孤儿,最后那个能够收容自己的温暖居所也不存在了。正是在这样一种情绪的笼罩下,“我”回忆中的人们在村庄中是鲜活灿烂、豁达开朗的,当他们进入城镇,离开了土地的滋养,就成为城市图景中每天可见的一些黯淡无光、木讷委顿的生命,比如农民工,保姆,保洁,小摊贩,保安,烧饭工等等。其他的人,有的发迹,有的堕落、腐化,有的离开,有的死去。曾经维系村庄实体的人们消失了,这个村庄真的灭亡了。只有“我”和春琴回来,在这个废墟上住了下来。“我”与春琴的结合,是以作为对这个村庄最后的救赎的意义而出现。从《欲望的旗帜》开始,格非就有这一趋势, 以爱情作为这灰颓溃败的人生世界的救赎,作为对直面现实的主人公的最后怜悯,作为对在黑暗和悲伤的叙事甬道中前行的读者的慰藉。“江南三部曲”如是,《望春风》亦如是。

悬念是小说叙事的动力。第一章铺开了回忆的基本格局,以一次跟随父亲外出走差算命的经历开始,以父亲之死结束,交代了年代、背景、人物、关系,将人物形象和村庄形象建构起来,同时埋下多个迷局和悬念。典型的格非式的文本意境,至此形成。前面不断挖坑,埋伏线索,在后面意想不到的地方扯出线头,挖掘真相;时间越往后推进,离现在越近,回忆的神秘主义色彩逐渐变淡。而暗含在叙事脉络内部那些不动声色的安排,总是猝不及防地冒出来,令人欷歔又着迷。悬念像一张巨大的张开的网,把时间之河中散落四处的零碎记忆归拢、牵连到一起,在岸边做稍微的停息,让跟随叙事逻辑不断前进的读者有迹可循,自圆其说。

一个清洁的世外桃源,一个诗意的精神传统,一种淳朴的生命形态,与乡村实体一同消亡,而这恰恰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和时代进步的需要。小说的结尾,在儒里赵村的废墟上,“我”与春琴仍在畅往一个新的村庄,一个新的乌托邦。然而,让人物回溯乡村的源起,不过是为了与现实中乡村的结局形成对照,引起读者的警醒和悲悯。望春风,意踟蹰。故乡已逝,从故乡离去的人还无法忘怀故乡的温情,意犹未尽,四顾茫然,不知所以。

乡村是人类精神永恒的故乡,乡村的消失并不是文学创作的一个新主题。“江南三部曲”之后,格非以春风般温暖清新的笔调重回乡村叙事,他在作品研讨会上说,《望春风》是他最后一部以乡村为题材的小说,以后他要多写城市。乡村的消亡尽管已经开始,乡村本身并没有完全终结,但作家已经通过作品终结了他自身关于乡村的全部回忆。这是否意味着,乡村这个注定要陨落的存在,连最后的废墟都将被清理干净?如果有那么一天,每一个村庄的废墟上都建立起一座工业化的城镇,这一代中国人将永远回不去自己的故乡了。这将是一种高级的、永不停歇的人类痛楚。失去最后的乌托邦,那些年我们吟唱的乡愁,诗词歌赋最美的咏颂,将再无依托和归属之地。(宋沅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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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嘉兴在线—嘉兴日报    作者:摄影 记者 冯玉坤    编辑:李源    责任编辑:胡金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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